中国从古至今，就不乏善文化。“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句话出自《孟子》，它植根于“性善论”，鼓励人们立志向善。王阳明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也是对良知的呼唤。

我们普通人即使很难完全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类似“大眼睛”、“冰花男孩”的图片总能触及柔弱的心灵深处，在日常中多少在践行仁爱之心，行小善、常布施，比如去某个公益慈善机构做志愿者、帮助某位落入危难的同事甚至陌生人。

而对于企业家而言，他们拥有巨额财富，注定要承担更多。我们首先要清晰地意识到企业有别于慈善公益机构，生存的首要任务是创造利润，这是它们的本份；那企业做强、做的持久的动力又是什么？管理学家詹姆斯·柯林斯在《基业长青》这本书中提到，企业要有核心的价值观和超越赚钱之上的使命感才能做到基业长青。

这种使命感更广泛意义上，亦是一种善、一种公益。公益于企业家而言，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近些年，一旦社会上有了重大灾害，企业家被捐钱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基于外在压力或为了满足虚荣心而“秀”的善行为多少有点变味，以至于出现公益诈捐、不考虑受益人感受而大肆宣传的现象。

做公益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看来，真正而持久的公益之心应是一种内生动力。一个企业家的名字从某富豪榜到某慈善榜，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看待他持有的财富。正和岛有个观点是企业家是财富的受托人，财富来自于社会，回馈于社会，这就容易把做公益变成一个人的内在要求。很多时候，表面看来看似给别人帮助，实则帮助别人源于自己的需要，成人也是达己。曹德旺一度被视为中国首善，他视慈善是一种修行，“我的目的就是通过做慈善来修行，提高我的境界”。牛根生则说“前半生的梦想是追求通过度己来实现度人；后半生的梦想是希望通过度人来实现度己”。

除此之外，企业家以个人或企业的名义做慈善、做公益，有更多的原因。事实上，当企业越来越大时，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越来越重，这时一个企业家拥有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变得也格外重要。根据康熙字典的解释，所谓“公”就是对私说拜拜。而一个企业若要真正地秉持“天下为公”的理念，就要意识到一个企业要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从中获取更多的力量，对应地调整企业和个人使命。

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掌门人宋志平在谈到企业的品格时，就提到企业除了盈利之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其中的一个就是公益。他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后又能受当地欢迎支了一招，“在埃塞俄比亚、赞比亚，我们都捐赠了当地的艾滋病基金会，不仅要在中国做公益，也要到全世界做公益。你走出去人家为什么欢迎你？就要热心公益”。

?3 ?企业家人生下半场的选择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新作《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写道：

从全球范围观察，中国企业家成为最显赫的一个新兴群体，到2017年，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647位。不过，在慈善公益领域，中国富豪的表现并不与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匹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2016）发现，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或欧洲的大约4%。

这份报告的观点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如何有与财富相匹配的慈善行为？事实上，慈善不等于公益，因慈而善，为公行益。慈善更多是奉献自己的善心，而公益在于唤醒更多的善心，光有钱远远不够，更需要花时间、智慧等。李嘉诚就曾明确说“我做的是公益事业，不是慈善！”。我们在本文中更多探讨的是企业家或企业的公益行为。

纵览世界，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企业家从洛克菲勒家族到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他们不断引领着美国甚至世界的公益发展。世界首富盖茨承诺会在生前分批捐出95%的财产用于慈善公益，扎克伯格也承诺将他持有的Facebook 99%股份捐出，而这背后都是百亿的资产。

在身体力行公益方面，很多企业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不少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之外，还同时兼任了企业基金会或其他公益组织的理事等职务。他们致力于公益领域的各个方面，我们尝试着做了一个梳理。

1. 捐资助学

这是最直接、也相对传统的方式。

邵逸夫先生无疑是典型的代表。他活了107岁，不是香港最富，但一生捐了可能最多的楼：3万座。他自1975年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基金，便开始系统性地大额捐赠予世界各地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事业。那时候他便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如今，以“逸夫楼”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医疗中心等机构，几乎遍及中国版图。当他离世时，很多人这样缅怀：人走了，楼还在。

汕头大学得以发展成立，与李嘉诚密不可分。他除了20多年来累计捐资逾23亿元，独力支持在家乡潮汕地区建立汕头大学，还在每年学校毕业典礼时，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发表致辞。而早在多年前，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就语出惊人：“我除了李泽钜及李泽楷两个儿子之外，其实还有第三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的财产，家里任何人都没有份，任何人都不可以动。”这第三个儿子，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李嘉诚基金会”。

2. 多元化领域和聚焦并存

关注多元化领域，这是众多综合性基金会目前做的事情。像曹德旺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环保、紧急灾害和灾后重建多个领域发挥作用。

也有不少企业家对某些社会问题或研究领域情有独钟。李嘉诚就曾直言“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 ，基金会对教育的投资超过60%；陈天桥则拿出10亿美元支持世界顶尖的脑科学研究，承诺长期致力于脑科学事业，从而实现改善人类体验的终极目标；比尔.盖茨则在非洲和湄公河流域等疟疾最为肆虐的地区，专注于控制乃至消灭疟疾。

3. 发挥个人领袖号召力，组建专业组织

一个企业家就是一个IP，他们的言谈举止影响着公司的员工、甚至社会公众。他们从商界到公益领域，个人领袖号召力可见一斑。一个优秀的公益组织、公益人亦有涟漪效应，产生很长久的影响。

阿拉善SEE是中国规模和影响力最大，同时也是曝光率最高的企业家环保组织。前五任会长分别是刘晓光、王石、韩家寰、冯仑、任志强，他们的名字在商界都是响当当的。因为这些“超级大佬”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这个组织，进而很多人才从此知道了“阿拉善”这个区域，重视环保问题。钱晓华是这家组织的第六任“非着名”会长，他卸任这个“全职”职务不久后，我采访了他，他当时提及基本上（因为做公益）不处理自己公司的事了，不管是过往还是未来都要继续做公益。

还有任志强，近些年他代言了任小米，在阿拉善推广种植这种节水小米，希望能够延缓甚至遏制荒漠化的扩张。“我需要达到的是让更多人意识到环保这件事。”正和岛公益联盟为推动国内企业家做公益做了大量的倡导与实践工作，联合推出的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奖更是行业内的创新。

4.?推动行业专业化、创新化

企业究竟如何更好地做公益？我们进行了一次盘点，总结出4种方式。?

1. 产品设计植入公益思维

上海第一财经CEO周健工说“我们在思考公益的时候，不要仅仅把公益看成一个慈善组织，其实需要一个整体的公益思维。这个公益思维在整个社会都需要。把公益思维做成产品思维一部分。”

产品思维在互联网企业更为明显。BAT在公益领域的新打法，产品植入公益思维的方式可以给很多想涉足公益的企业一些启发。

很多人参与的蚂蚁森林是阿里"碳账户"设计的一款公益行动，团圆产品利用高德地图的人工智能帮助警方打拐，找回率高达96%；腾讯推出帮助公益组织募捐的“99公益日”，近些年每个9月9日前后成为朋友圈刷屏的焦点，去年自闭症儿童“小朋友画廊”短短15个小时，线上有578万人次参与，捐赠超过1268万元，成为年度公益的热点之一；百度信息流推出有关公益词汇的品牌专区，搜索界面优化大家常关注的受助人群，像留守儿童、自闭症儿童等等。

2. 运用企业专业能力解决社会问题

“专业志愿者”的概念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之间流传，它强调的是用专业能力为公益组织服务，解决公益痛点。当一个企业拥有很强资源的时候，它应该思考在公益上能做什么、最该做什么，或者做什么更有机会，比别人做得更好的，怎样做效能才是最高的。

如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弘在回答我的提问时，提到企业的价值在公益行业看来，就是企业本身的专业技术能力。他举例“招商局物流集团的物资快，我们就用他们的物流。当有紧急救援时，物资能及时送达目的地”。

我曾接触过一个组织，名为美好社会咨询社（简称ABC），它整合麦肯锡、微软等职场精英的优势资源，支持专业志愿者为社会组织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服务领域包括战略、品牌推广、人力资源等。这是很典型的发挥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8小时在工作中积累专长，8小时之外践行公益之心。

3. 引领企业开拓商业新蓝海

“所有的社会难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才能彻底得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中都蕴含商机。当企业把目光放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中，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用户痛点，这也会进一步获得用户的好感，增加黏性。在商业与公益的融合领域，社会价值投资正在兴起，成为企业在开拓市场中要抓住的风口，这是创新增长的新蓝海。最近几年，在产业扶贫、精准扶贫领域，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为其延伸产业链提供了新思路。

2017年有一个很火的词叫“共享经济”，这种方式是否也可以称之为更广泛的公益初心？解决公众出行难、看病难等实际需求，提供更加便利化服务、降低成本。但毋庸置疑，共享经济领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成长企业。摩拜创始人胡玮炜甚至曾因一句“摩拜单车失败了，就当是公益”,引起众多争议，但对于这些切实解决公众痛点需求的企业，我们更希望他们只有成功，才是真正的公益。

4. 制度创新是更大的公益

“思想的思想是最大的善，制度创新是最大的公益。在制度建设方面，企业更应当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主任朱卫国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接受我的采访时这样说。

以阿里巴巴为例，它在中国，甚至世界数字经济的引领作用，公众有目共睹。这家企业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拿出100个亿进行脱贫，脱贫工作成为阿里的战略性业务。而新设立的达摩院会拿出1000个亿用于前沿的基础技术研究，从而促进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

除了这些具体的业务外，阿里还在协助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方面的立法，这已经超出一家企业自身的需求。“未来的竞争，必然是制度和文化的竞争。国家只有真正建立起来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的力量才会健康地成长。阿里巴巴是从艰苦的竞争中打拼出来的，我们希望国家的制度更公正的、更包容、更科学和更民主的。我们希望阿里巴巴的创新实践，能够对国家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有所贡献，对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向世界输出中国的制度方案，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

?4 ?结 语